很有可惜的是，人一有了格，就容易昏，尤其是像明启这因为某机遇而不是因为实力就得了格的人，更容易得志猖狂。他的馒名气远播，县里开大会，有时也喊他去白案。不知是第几次城的时候，他认识了县政府招待所扫地的李寡妇，一来二去两个人勾搭上了。寡妇毕竟是城里生长的，见识不少，懂得床上如何温存，而明启从伙房揣去的白馒，也颇让寡妇母消机解馋，如此天长日久，竟也情义厚海誓山盟起来。最后，胡启于脆一不二不休，把一整袋特批给县委首长的富粉偷偷扛到了李家，顺手捎去了一个猪脑壳。

他常常被派去最苦最累的活儿，工分也比别人低。

我的心一震、没想到事隔多年，明启还活在桥，活在桥下一辈人的驱逐里，以他的一袋面粉，以他的失格和破落立下了一块不朽的碑。这块碑说不定将在桥世世代代相传，直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本义，没有了复查或其他人，也没有了我，甚至没有了树下唱歌的娃崽。

桥人恨铁不成钢，恨明启贪财恋，把全村好端端的一份光荣轻易断送了，好像全村人都偷过面粉和猪脑壳。于是他们用一不成文的办法对待这个人，三言两语之间就要把“失格”二字劈面摔给他一次，摔得他终日郁郁寡，不等我们离开桥回城，竟然积郁成疾，命归黄泉。在这个不无残忍的过程中，我明白格也可以集化的。正因为明启是桥不可多得的人，他的格已经成了桥全村人共同的资本，才变得如此重要，他随便放弃了这个格，就是对全村人的犯罪。

只要还有语言，他就可能一直活下去，活的未来。

东窗事发，李寡妇被革去了扫地的差，后来只能靠捡垃圾维持生计。明启（爹的称呼己经取消）则灰溜溜回了桥，从此再没有去县城或公社白案的机会。这还不说，他在村里地位一落千丈，人变得日渐委琐，不天冷天，总是缩着脖耸着肩，一副要把脸面埋起来的样。他的话份自然剥夺殆尽，休说是们开会，就算开全社员大会，也不到他说什么话。如果有什么事非要人人都表个态，他惊慌地伸个脑袋，说话声若蚊蝇，惹得本义一次次喝斥：“大讲！大讲！又不是没吃饭！”

开会，见他一来，就要不明不白地给他让一个座。他一不觉得自己多余，听着本义布置工作，一边听一边或者摇，表示赞同或者反对，有时还前言不搭后语地上一段，大分同桥的公务毫无关系，只关系到现在的天气太凉而不好发，以及碱厂偷工减料，碱粉不起作用等等与馒相的事。队们也老老实实听着，偶尔也参与一下关于一案技术的讨论。假使他这一天说得兴起，耽误们一两个小时也无所谓，从来没人对他下逐客令，因为他有格。

好多年以后，我回到桥，走在田埂上。听见一群娃崽在树下唱一首歌谣：胡启偷野，当场被抓起，抓到县，脱又剐衣，警察打，看你，一声叭，彤红的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