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六一）六月，清廷以吴全美统领镇江至江阴一带水师。[7]（卷二六七）八月，曾国荃陷安庆。

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二月，冯子材等奏准由广东每月添拨水师饷银二万两。[7]（卷二九四）三月，李鸿章率淮军抵上海，署江苏巡抚。曾国藩奏准在韶关收取厘金以济湘军军饷“并抵广东省应解红单艇船经费”[7]（卷二九八）。四月，劳崇光复奏，已派守备李荣升、黄联开赴各港口招集红单船10余艘，招募壮勇，在三月以内可募足40艘，配足炮械、米粮后放洋。[7]（卷二九九）五月，湘军水师配合曾国荃部进逼天京。广东巡抚耆龄奏奉旨赴闽援浙，雇募红单船10艘，购洋炮86尊，募水勇配驾。[7]（卷三○五）六月，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：“红单水师各将，惟吴全美尚能打仗，黄彬贪劣，李德麟骚扰，皆与冯日坤相等。”[10]（卷一）七月，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又说：“至续调红单四十船，都公为黄彬所而奏请者，乔都转及南、北台、镇江金守皆有密函求鸿章咨商截止，此岂一咨所能允从，俗借大力去后日无穷之患，但使新船不来，现各部旧船俱朽坏不能动，勇数亦虚，翦除尚易。”[10]（卷一）李鸿章又奏称：“上年都兴阿、黄彬请调广东红单船四十号，所需饷项，现实无款可筹。查水师各帮内原雇红单船七十七只，兼之大洋舰、快蟹、拖罾各项战船，共三百余号，目下纵有抽减，如以船身稍旧者碇泊驻防，以其坚固者出江堵击，似尚足敷调拨。应请饬令都兴阿、黄彬及广东督抚臣将前调红单等船四十号即行停止，如已报起程，无论驶至何处，即令折回，毋庸来江，以节糜费。”于是，清廷发出上谕：“红单水勇多系粤省亡命之徒，与粤匪难免熟悉勾通，前此江南用之，有害无利，当此军情得手，大局已有转机…都兴阿…著查看情形，如前次奏调红单等船四十号可以毋须来江，即著迅速奏请停止，一面行文广东督抚截追回粤。”[7]（卷三一五）劳崇光雇募之红单船36艘放洋开往扬州。

八月，劳崇光奏称：遵旨雇红单战船四十号，派游击黄联开等管带，风毁四号，配以炮火器械、官弁三十六员，柁工、炮手、水勇一千六百五十六名，于七月二十五日起碇赴都兴阿军营。于是，清廷又发上谕：既经驶入长江，无再令折回之理，命黄彬严加约束，如不得力，酌情撤回。[7]（卷三一九）李鸿章复信给乔松年道：“水师弁勇贩卖米、药济贼，中外共闻，该管镇将如肯实力谕禁，即不能御贼，或不至勾贼也。新调红单船四十号，昨准都帅咨复，业准停调…似都公尚有意整顿，未尽为人蒙蔽。李新明、沈振廷声名极坏…吾丈能否为都帅密陈汰遣以除民害而儆其余，如沪将冯日坤通贼扰民…密旨饬…传旨…业已遵照惩办。…吴碧珊移防通海下游，亦较得力。”[10]（卷一）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又写道：“黄彬实非善类，都公始为护庇，近缘廷旨饬查，似稍觉察，然未能去之。乔都转续函谓若将下游水师总统奏归杨军门，则水营必易整饬。”[10]（卷一）都兴阿奏称：各帮大小炮船仅二百八十六只，上自浦口，下至狼、福山，分防六百余里。拟停调广东师船，在湖北造船募勇。清廷上谕：广东红单船三十六艘，势难再令折回。[7]（卷三一九）闰八月，卞宝第奏参红单船各将，称：帮办军务水师总统黄彬安坐瓜洲，不理营务，收取厘金，侵吞肥己。上年六月，游击郭定猷掳劫商船，杀数百人，得数十万，擅禀战胜，奏请奖励。总兵李德麟在通州城外占住民房，纵情声色。总兵陈国泰、赖镇海，游击张瀚皆有通贼之事。吴全美战阵虽勇，然赋性贪猾，纪律不严，不宜专防之事。清廷发上谕：命曾国藩、李鸿章查办。[7]（卷三二二）九月，红单船36艘到上海，李鸿章截之使回，不听，径赴都兴阿、黄彬两处。李鸿章认为“黄彬欲添羽翼，岂肯放回”[10]（卷二）。游击黄联开带勇字船18艘、都司李荣升带仁字船18艘共36艘在都兴阿处报到。[7]（卷三二六）十月，漕运总督吴棠、署道赵炳麟、粮台乔松年、淮扬水师统领黄昌歧皆向李鸿章推荐吴全美取代黄彬。吴全美也写信给李鸿章，说红单船虚糜月饷，无裨实用，应加以整顿；都兴阿改造长龙、炮划，捕杀都司刘大彰，皆黄主谋。李鸿章向曾国藩表示：“暂留粤船即不得不用粤人。”[10]（卷二）十一月，李鸿章奏参黄彬专以设卡网利为事，又拦劫商民，焚毁村庄，掳杀难民，捏报胜仗。广勇犷悍，非粤人不能驾驭，请将黄彬革职，令吴全美接统师船，仍归曾国藩、都兴阿节制。应将旧船裁撤。沿江厘金，可派员稽收，均匀摊放，不准泊防师船分段把持，任意提用。于是，清廷将黄彬革职，交曾国藩查办，由吴全美统